李晓：多措并举应对世界经济形势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从未有过的严控措施，包括国家间、城市间、社区间的隔离，封锁彼此的交通和人员往来。这是二战结束后从未出现过的新现象。毫无疑问，世界经济正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挑战。一旦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控制不住，有可能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世界经济衰退的风险加剧，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我们应及早准备，采取多项措施稳外贸、稳外资、稳就业。

对当今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判断

疫情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和蔓延造成了巨大恐慌。从3月9日开始，美股在10天内4次熔断；维也纳国际能源会议谈判失败，国际油价狂跌。3月中旬之后，美国的疫情日益严重，市场对于经济衰退的恐慌更加难以遏制，出现了股市、债市、黄金等全跌的现象。美联储于3月17日启动了各种短期的流动性供给机制，3月23日更是火力全开，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所有开放式的资产购买，建立一个新的计划用以支持信贷向雇主、消费者、企业的流动等。美联储的这套组合拳对稳定市场信心起到了一定作用，有利于提振实体经济，应对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外部冲击。

疫情本身只是一种外在的冲击和变化，它不过是加剧了全球化的分裂和全球经济的衰退，而非问题的根本所在。当前全球都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不能再用以往依据某个国家比如美国宏观经济周期或者资本市场的情况对世界经济形势进行研判，也不能简单地按照金融市场如2007年至2008年危机的经验来观察，而是需要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视角来分析，或许会从中发现一些“确定性”，并寻找出此次疫情为何可能成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加速器。

现阶段世界经济积累着四五十年来的多重矛盾与问题负重前行，当前至少存在两大风险：

第一，国际分工的运行机制出了大问题。从世界经济的宏观视角观察，该问题主要表现为：宏观层面的全球经济规则不再统一；微观层面的价值链或产业链出现“脱钩”的迹象。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疫情全球大流行后主要国家采取了边境控制、中断交往等措施，使得二战以来微观层面不断趋于深化发展的国际分工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此外，疫情发生后主要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没有得到加强，相互指责、攻击的声音反而不时出现，这些行为不利于弥合全球化的裂痕，很可能造成相反的效果。正是基于上述几方面原因，业已出现的全球化分裂的裂痕将更加扩大。期望世界经济短期内复苏甚至实现快速增长是非常困难的。

第二，在应对危机的政策手段上全球进入了一个“非理性时代”。一些主要国家已经走上了一条僵化的道路：用货币政策取代财政政策，用超级宽松的货币投放缓和危机。自1980年以来，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已经不再是生产过剩而是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加入WTO，以及东欧剧变后原计划经济国家走上转轨道路，全球范围内可以被纳入到传统国际分工体系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被吸纳完毕，世界经济竞争系统在平面地理空间上的布局已经完成。在此过程中，只有美国通过经济金融化开辟出立体的空间意义上的新竞争系统——高度发达的具有广度与深度的金融市场。这对美国而言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内是经济高度金融化，拥有全球竞争优势的金融服务业，对外则是“美元体系”的全球拓展与运行。在上述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自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开始，所有全球经济危机不再源于生产过剩，而是由货币金融危机引发。

如此，我们才可以看清楚近四十年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为什么主要国家基本上都是用“救市”的方式来对经济问题进行金融化处理，借新债还旧债，全球经济的恢复基本上都是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修整长期存在的问题，实际上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比如欧债问题、次贷问题等，都不同程度地遗留着许多问题。从现阶段主要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对策来看，凯恩斯式的财政政策日益陷入困境，货币政策越来越成为经济政策的主导力量，印钞、货币放水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从目前全球主要国家央行的表现来看，几乎都是通过货币放水漫灌的方式来压问题——以新债务覆盖旧债务，然而欧洲、日本的利率已经为负，美联储也已将利率降到0，传统货币政策已几乎没有空间。

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增长，大体上都是通过货币政策放水“救市”的办法实现的，没有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没有新兴产业的拉动，有的只是业已成熟的实体经济部门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产业链的不断延长、深化来带动，也就是靠着微观层面的全球化勉强拉动世界经济实现3%以下的增长（2010年至2011年和2017年除外）。

正是在此基础上，疫情成为压倒已经脆弱不堪的全球产业链分工的那根“稻草”。这也就是为什么疫情会重创世界经济。疫情总有一天会过去，关键是世界各国能否继续携手合作，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令人担忧的是，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更为短视、自利的非理性时代。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对于世界经济走势的总体判断如下：

第一，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疫情的扩散与防控情况具有决定性作用，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变化对世界经济走势做出判断。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全球疫情在第二季度得到基本控制，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可能维持在1%至2%之间；二是，全球疫情持续至第三季度，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有可能在1%以下甚至为负增长；三是，全球疫情继续拖延下去，甚至长时期存在，世界经济将陷入长期衰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科学家指出，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不过是冰山一角，这种病毒大概要与人类同行许久。如果情况属实，由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的时间不会短，两三年的可能性比较大。

第二，从世界经济的宏观视角来看，无论疫情持续多久、世界经济增速如何，疫情过后的全球经济贸易规则重塑将继续进行。同时，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将会有所加强，但一定会矛盾重重，难度加大。在货币领域，主要国家间分歧增大，协调难度增加；在贸易领域，全球规则的重塑将加剧，全球化继续分裂。

第三，从世界经济的微观角度看，疫情将加剧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出于对企业资产负债表平衡的考虑，企业之间的退单潮在全球范围内将大规模出现。一旦疫情缓解或消失，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重构必将开启，这对率先控制住疫情的国家有利，但需要关注的是，此次疫情暴露出全球产业链的高度脆弱性，因此跨国公司重构产业链的过程中会比以前更加关注安全因素，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因素，以及大国关系在内的政治因素等。

第四，全球央行超级量化宽松的后果将极大地影响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体系”的稳定，全球资产将重新定价，黄金等贵重金属与大宗商品价格将再度走高且价格剧烈波动。同时，全球范围内的货币体系重建在短期内无法进行，也难以出现可以替代美元的关键货币。因此货币金融合作的区域化进程将会加快。

应对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的对策与建议

当前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从“歼灭战”转向“持久战”，不可低估无症状感染的潜在危险，输入性防控有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二是从战“疫”转向复工复产，促进经济增长。未来宏观政策的核心应放在稳定就业和全面支持中小企业；三是经济、社会体制应该更加柔性化、弹性化，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应关注各种社会问题、心理问题和公共管理问题等；四是增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进一步增进相互信任，开展公共卫生和医疗信息资源共享等合作，同时积极推进新形势下的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面对世界经济衰退风险加剧的局面，首先需要明确，倘若全球经济果真陷入衰退，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目前，中国经济需要高度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情况下如何稳外贸、稳外资？二是如何下大力气稳定就业？

中国的产业结构是以电子、汽车、机械等产业为主。这些产业也是产业链中最易断裂的领域，疫情持续时间越久，对我国产业发展越不利。一旦疫情持续时间过长，产业链出现中断，未来必将开启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在跨国公司重构产业链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资源配置效率问题，还要考量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大国关系、地缘政治风险等。在当前严峻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下，虽然中国具有完整的产业结构，但是一旦出现部分产业链“脱钩”，也势必会加大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直接影响就业、外贸和进出口。鉴于上述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建议近期应采取六个方面的措施稳定经济社会发展：

第一，加大电子、汽车等外向型产业恢复生产的力度。探索如何在抗“疫”过程中确保物流、人流等不中断、促进外向型企业持续生产，是下一步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有必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比如中日韩自贸区协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以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与加工制造能力，确保中国在区域产业链中的地位。

第二，大力帮助扶持对稳定就业具有重要作用的中小民营企业，努力做到防疫与生产两不误。在人类共同的灾害面前，世界各国应在发挥自身制度优势的过程中相互借鉴经验，中国应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给受到疫情影响严重的群体、小微企业等精准发放财政“补贴”等。

第三，拉动消费应成为今后中国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投资的重心不再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是促进消费。“新基建”的核心应该是超大城市群的建设，其不仅涉及到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应包括农民工安置、进城落户等相关制度的调整、改革，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扩大内需。

第四，通过与世界各国增进在疫情通报、信息交流、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开展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尽力降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伤害。大疫之下，全球经济协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已远远超出相互间的分歧，全球主要国家必须通力合作，共渡难关。

第五，不贸然采取措施“对冲”美国货币政策或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当前美国的“救市”行动既是在救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挽救世界经济，有利于世界各国的经济稳定。对于某些学者提出主动抛售美国国债打击美国经济的作法，不仅有违常识，更是反全球化的行为。大疫之后面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混乱，区域化货币金融合作将重新开启。这对中国是个重大机遇，因而加强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合作非常重要。

第六，坚决落实去年7月中央政府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政策，通过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吸纳新的全球化力量，同时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金融业的开放发展与制造业有重大区别，金融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性更高，对产权保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水平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所以金融业进一步开放不单是为了吸引外资，稳定外资，而且对中国今后的现代化发展同样有利。无论是金融开放还是产业链重构，都需要中国在制度现代化建设方面加倍努力。未来的中国需要一个更加开放、和谐的世界。

（作者系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珠海市横琴智慧金融研究院/吉林大学横琴金融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