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反浪费并非排斥鼓励消费

“反食品浪费法”历时多年，数易其稿，今年4月29日终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实施。回想8年前，对反食品浪费要不要立法，学界曾有过争论，相关的文章读者今天还可以在网上看到。当时人们的分歧在于：政府一方面鼓励消费，同时又反对浪费。“消费”与“浪费”仅一字之差，在立法层面怎样确定两者的边界呢？

这确实是一个看似简单而又难以说清楚的问题。众所周知，美国著名学者马斯洛曾将人类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难题：既然人们有五个层次的需求，那么我们应从哪个层次定义“浪费”呢？从不同的需求层次，对“浪费”的判定肯定会不同。

举个例子。你请朋友上饭店吃饭，本来点四菜一汤足以吃饱，可你却点了五菜一汤，结果饭菜吃不完剩下了。若从生理需求衡量，无疑造成了浪费；但若从满足尊重的需求看，你自己并不觉得是浪费对不对？你多点一道菜，是要表达对朋友的尊重，或者是为得到朋友的尊重。

在消费环节定义“浪费”困难；同时在加工环节也难以定义。有研究报告称，由于粮食加工过精过细，每年浪费的粮食至少在150亿斤以上。这当然是专家的看法，而粮食供应商未必这么看。首先，市场上不少消费者对“精米”有需求；其次，“精米”价格也相对高。一斤普通大米卖4元，精米却可卖10元，除去加工损耗，卖“精米”还是赚得多，供应商怎认为是浪费呢？

显然，对某种消费行为是否存在“浪费”，不宜从消费者角度看，也不宜从供应商角度看。而应转换角度，站在政府的角度看。是的，当年亚当·斯密说得清楚：政府作为守夜人，主要担负四项职能：维护国家安全、保证社会公平、提供公共服务、助弱扶贫。民以食为天，国家安全本身包括粮食安全。从政府角度看“浪费”，实际就是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定义“浪费”。

问题是：从“粮食安全”角度怎样定义“浪费”呢？这些天来来回回地想，我认为需把握三个重点：政府应优先保障消费者哪个层次的需求？消费行为在何条件下会产生负外部性？对哪些商品应鼓励消费而对哪些商品应倡导节约？以上三点相互关联，也是定义“浪费”的三个关键前提。下面让我们分别讨论。

对政府应优先保障哪个层次的需求，我想大家应该容易有共识。前面说过，人类需求有五个层次。对政府来说，当然要优先保障人们的“生存需求”，因为“生存需求”相对其他四个层次的需求，是第一位的需求。中国民间有句俗语：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也就是说，保障温饱是政府的底线目标，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消费行为在何条件下会产生负外部性？此问题应根据商品的供求状况判定。一般地讲，供过于求的商品，消费不会有负外部性；供应短缺的商品，则往往会产生负外部性。仍以食品为例，若明知食品供应短缺，却有人出于赢得尊重需求或社交需求过度消费食品，结果导致另一部分人生理需求的食品得不到满足。这种消费行为，就存在明显的负外部性。

至于对哪些商品应鼓励消费而对哪些商品应倡导节约，我的观点是：若某商品供过于求，政府可鼓励消费；若供应短缺，则应倡导节约。具体拿食品来说，从全球范围看，目前食品供应明显短缺。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去年公布的数据，迄今仍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从国内供应看，虽然食品能自给自足，但仍是“紧平衡”。中国是14亿多人口的大国，“粮食安全”当警钟长鸣。

根据以上分析，现在我们可以对“食品浪费”给出定义：从政府角度看，在食品供应短缺的条件下，假若消费者超过生理需求而过度地消费食品，此现象则为浪费。要指出的是，这只是我个人的定义，读者不一定认同。好在学术可以争鸣，说实话，我写这篇文章不过是抛砖引玉。这里，让我对上面的定义再作三点解释。

第一，对食品是否存在“浪费”为何要从政府角度判断？这一点说来简单：因为政府既不同于消费者，也不同于供应商。我们知道，消费者所争取的是满足个人最大化需求；供应商所争取的是最大化利润，而只有政府，追求的是维护最大化粮食安全。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全，所以对“食品浪费”的判定，必须从政府的角度看。

第二，反对食品浪费为何要立法？我认为归根到底的原因，是市场失灵。前文说过，消费者自己花钱过度消费食品，是为了满足尊重需求；供应商过度加工粮食，是为了争取最大化利润。从市场规律看，两者皆无可厚非。可他们的行为却损害了国家粮食安全，而且市场对此无能为力，市场不能纠错，当然要靠法律纠错。

第三，反对浪费并不排斥鼓励消费。经济学强调说，生产的目的是满足消费，故投资要以消费为牵引。中央也明确讲，扩大消费是长期方针。按照本文的定义，浪费是指具有负外部性的消费。消费之所以产生负外部性，是由于该商品属生存必需品而且短缺。由此看，国家所反对的浪费，是指对短缺生存必需品的过度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