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动作不断 中东将向何处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张元
2020年年末，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将领苏莱曼尼遭暗杀后，伊朗高级核物理学家法赫里扎德又遭袭击，此事件给持续紧张的波斯湾局势和摇摇欲坠的伊核协议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如今，美国新任总统拜登上台伊始即对中东动作频频：释放要同巴勒斯坦恢复关系的信号，叫停并重新审视对阿联酋和沙特的武器出售计划……
新年伊始的这些信号，意味着2021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编者
1 域外大国干预叠加疫情
问：从2020年过渡到2021年，当下的中东安全形势呈现出什么特征？
答：第一，域外大国对中东的干预并未停止。
俄罗斯继续强化在中东的影响力，深度介入叙利亚局势和加强与伊朗的合作是两个着力点。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的地区控制力较美国已占明显上风，其出兵叙利亚取得突出成效，阿斯塔纳进程已成为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关键平台。同时，利用美国遏制伊朗之际，俄罗斯迅速扩大了与伊朗在军事、核能及经贸等领域的合作。美国则成为中东地区局势紧张的主要外部推手。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中东外交政策有三个特点。一是以“美国安全至上”为战略核心，不惜采取极端措施，比如其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后又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在伊朗暴发新冠疫情期间也未有基于人道主义考虑的些许放松。二是采取敌我分明的二分法外交路线，比如选择全面偏袒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定位完全不顾史实和国际法。三是以功利性思维处理其认为的边缘性问题，比如：先利用叙利亚库尔德力量制衡阿萨德政府和“伊斯兰国”极端主义分子，之后又毫无信誉地抛弃了库尔德人；只将注意力集中在与阿富汗塔利班媾和，以方便美国脱身阿富汗战场，对一手扶植的阿富汗现政府不管不顾。美国的以上政策导向对过往两年的中东地区安全局势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特别体现为不断推动伊朗问题、巴勒斯坦问题的恶化，以及造成叙利亚、阿富汗局势的不确定。
第二，中东区域内强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近年来，中东地区格局“东升西降”的态势十分明显。西部传统大国埃及的影响力大幅度下降，巴勒斯坦问题也不再是中东问题的关键，而成为国家间博弈可利用的筹码。中东的热点转移到东部地区，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和沙特四国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当前热点事件包括伊核问题、利比亚内战、叙利亚内战、也门内战等，它们有其各自的发生原因，但总的来说围绕两条矛盾线索展开：一是伊朗什叶派势力的影响在中东持续扩大，这点不能被以色列、沙特等国所容忍。它们反复利用美伊关系、叙利亚局势、也门局势、黎巴嫩内政与伊朗博弈。二是土耳其受奥斯曼帝国复兴思想和埃尔多安强硬外交政策的影响，到处搅动中东局势，使得一些地区问题复杂化，比如利比亚内战、叙利亚内战近期的发展。
第三，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
2020年，中东是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之一。此次疫情对中东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的冲击是多方面的。一是一些中东国家长期陷入国内动乱或经济颓势，新冠疫情让本就困顿的国家失去向前发展以挽救过往颓势的机会。如也门陷入人道主义危机、叙磅遭遇严重缩水困局、伊朗不得不进行货币改革。二是国内经济矛盾促使某些国家采取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以向外转移民众注意力，比如土耳其和以色列愈发激进的外交政策。三是由于政府忙于应对疫情，战乱地区的恐怖主义分子因安全防范措施薄弱而卷土重来。今年1月21日“伊斯兰国”组织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起的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造成重大伤亡，后期不能排除恐怖主义活动的升级。中东遭遇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困局进一步加深。
2 不再是焦点但隐患不少
问：美国政府换届基本完成，对中东动作频频。如何评判这些动作的意图？对未来中东地区的安全前景有什么影响？
答：总的来说，未来中东地区安全前景有如下三个发展趋势：
首先，中东地区安全形势是国际政治的热点，但不是焦点。
从世界格局的发展走向来说，亚太地区将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区域，中东地区是国际时政的热点但不是核心。未来大国竞争的态势主要围绕科学技术创新而不是能源供给。中东安全形势不会像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那样对世界石油市场，甚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剧烈影响。中东的战略重要性将下降。
其次，中东地区突发意外事件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将降低。
从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对中东政策的初步动向来看，其着眼点主要立足“可控”和“稳定”两个关键词。拜登不会像特朗普所宣称的那样盲目退出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而是要在重要战略点保持存在感。美军B-52轰炸机直飞中东，即意在向盟友、治理对象及外部竞争者显示美国对该地区仍然具有强大控制能力、不会退出中东。由于目前与伊朗直接就伊核问题展开对话可能面临强大的国内压力和来自伊方的不确定性，拜登采取了较为委婉的试探方式，即暂停对阿联酋和沙特军售。此举可谓“一箭三雕”，既是向伊朗间接地表明了美国对伊政策的缓和倾向，也向海湾两国发出希望其重新调整与伊朗及其盟友黎巴嫩真主党紧张态势的信号，同时还将也门问题的解决纳入到伊朗问题的整体框架中，显示了美国力主海湾地区稳定的意图。预计拜登也会在巴以问题上重新调整特朗普时期完全偏向以色列的政策倾向，让中东诸多问题的解决进入可控轨道。
当然，所谓“可控”“稳定”是建立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美国对中东地区介入的基本底线是不容许域内热点问题或域外其他大国的干预有损于美国。因此，鉴于俄罗斯影响力的持续上升，美俄之间的博弈将会进一步加剧。不过，拜登政府及其成员班底的新自由主义建制派风格将会让美俄竞争更加讲求斗争规则。总之，美国作为中东地区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外部推手作用将大大降低。
再次，中东地区仍然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苏莱曼尼和法赫里扎德被袭事件代表美伊关系的直接恶化。受此影响，伊朗国内强硬派的地位更加稳固。近几个月来，温和派鲁哈尼总统的发声十分有限。拜登已委任奥巴马政府时期高级外交顾问罗伯特·马利出任美国伊朗问题特别代表。不过，新政府要想恢复伊核协议所需成本极大，谈判前景不容乐观。伊朗如果长期脱离伊核谈判，其冒险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与以色列的国家利益有根本冲突。以色列新政府已完成组阁，为加强执政合法性，以内塔尼亚胡为代表的政府领导将更加不遗余力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对伊朗采取更加强化的敌视政策。比如，近期以色列军方关于对伊朗动武几套方案的强硬表态已见端倪。伊朗也不会示弱，可能利用中东代理人攻击以色列目标，叙利亚有可能成为以伊冲突的战场。另外，在当前新冠疫情暂时无法平息的情况下，中东经济民生衰退叠加一些国家强势的对外政策，以及各地恐怖主义活动的再次滋生，将使得该地区面临的不安全因素出现集聚现象。这既不利于正处于战乱的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结束战事，还可能促发新的冲突。伊核问题、以伊关系、东地中海油气开发冲突、阿富汗问题、新的大规模恐袭活动将是接下来可能引爆中东热点的隐患。
3 中国担当助力中东和平
问：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可以在中东安全上发挥怎样的作用？
答：近年来，我国正日益积极地参与中东事务，为中东地区和平发挥着越来越多的建设性作用。相信未来，我们会担当更多的国际责任，为中东地区安全稳定和人民福祉提升，贡献自己的力量。
鉴于前述所提中东的安全形势走向，2021年我国可以有以下作为。
从政治安全领域来说，我国应更加积极地参与中东地区治理和热点问题的解决。伊朗核问题事关国际核不扩散大局，阿富汗政治和解进程直接影响我国周边地区安全稳定，将会是我国参与解决的两个重点问题。我国可与欧洲、俄罗斯协调立场、倡导美伊恢复伊核协议谈判，可提议建立波斯湾安全合作机制+，引导域内国家内部协调，并考虑将巴以问题、叙利亚问题、也门问题的部分解决也放置于该机制中，时机合适时再推动域外国家参加。我国可引领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络组开展工作，加强中东相关国家与中亚、南亚相关国家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扩大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另外，还应积极呼吁巴以问题、叙利亚问题、利比亚问题的和平解决以及这些地区紧张局势的降温；鉴于恐怖主义风潮可能利用新冠疫情蔓延的时机积蓄力量，我国要以国际维和为平台，加强与中东国家的反恐与去极端化合作。
从经济人文领域来说，我国要继续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平台，持续扩大与中东地区的经济联系与人文交往。如重视港口、数字网络的互联互通；推进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合作、自贸区和工业园区建设；启动与中东高科技强国的科技创新合作计划；加强对贫弱国家或危机国家的医疗卫生支持和经济援助；开展与伊斯兰文明互鉴交流，推动中华文化在中东地区的传播等。
不过，随着中美博弈的加深和中东国家间发生分化组合，不排除未来我国与部分中东国家的利益会发生一些矛盾。我们在坚持对中东平衡外交基本原则的同时，也要对向中东地区进行经济投资的方向和领域进行前瞻性判断以规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