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家谈 | 世界一流企业应有能力穿越代际变迁

作者：京东数科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金天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企业在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道路上，不断累积对外输出中国方案和智慧的能力。世界一流企业需要“有情怀、有质量、有特色、有创新、有底线、有口碑、有活力、有责任”，但其核心指标是需要具有全球竞争力，并且这一竞争力不在于“大”，而在于“强”；不在于“一时辉煌”，而在于“基业长青”。

中国经济正处在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换关键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任务艰巨；与此同时，以数字科技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演进，全面推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向数字化转型。中国企业，特别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互联网和高新科技企业，尤其需要提前预判下一代际市场需求与创新机遇，在贴合自身资源禀赋、且具有足够纵深的技术和业务赛道上抢先布局，利用先发优势加厚竞争壁垒，促成在全球竞争中的“弯道超车”。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在经济周期的潮起潮落中陷入被动，在前沿科技的重大变革中痛失先机。

图1：微软战略重点迁移轨迹示意

资料来源：京东数科研究院整理

这里，我们不妨回顾几十年来科技行业的前行脉络，比较微软、亚马逊、脸书等世界一流企业的创业和转型历程。上世纪末，市场处于PC时代，科技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是软硬件的交互能力，当时IBM、戴尔等在硬件方面胜出，微软则在软件领域一家独大；2000年之后，市场进入PC互联网的时代，网络创新与运营能力的重要性不断抬升，MAU（月度活跃用户数）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指标，微软仍执着于上一世代软件产品的自我完善，一度错失互联网发展机遇；2014年后，移动互联网大幕开启，微软及早响应，提出“云优先、移动优先”的转型策略，瞄准移动办公等领域精准出击，很大程度上弥合短板、实现自救。同一时期，亚马逊、脸书率先在移动端发力，通过打造垂直平台与不同终端吸引海量用户，前者巩固了在电商市场的竞争优势，后者则异军突起、一跃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最受瞩目的全球社交平台。

立足当前时点，中国科技企业同样面对一次意义重大的战略选择。过去十几年中，中国互联网相关行业的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及转化为线上用户的强大动力。在“人口红利”缩窄、移动互联网用户增长日趋见顶的整体环境下，线上流量成本陡增，商业模式合理性与可持续性受到挑战。与此同时，服务B端企业服务的产业数字化正在成为数字科技角力新战场，转型To B已经成为数字科技企业摆脱C端流量困局，发挥场景、技术等自身优势，开辟低成本、低风险发展新路的明智之选。在此意义上，谁能更广泛、更深入地在各个实体行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做好数字科技赋能，为行业资源整合、降本增效和体验优化发挥更大作用，谁就有机会在“数字科技下半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进而向世界一流企业迈出坚定步伐。

图2：B2B2C经营模式示意

资料来源：京东数科研究院

数字科技企业通过赋能企业机构来服务广大的终端市场，和直接服务C端用户具有较大差异。一些企业提出的B2B2C经营模式，本质上就是希望在C端个性化需求与B端规模化生产间寻求解决之道，从而在连接市场主体、协同行业供给、输出工具化的产品服务和智能数据价值方面扮演积极角色。事实上，考虑到数字科技企业在数据生产要素的积累和价值挖掘等方面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B2B2C能够有效帮助企业机构丰富用户洞察，优化产品服务，提升全行业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效率；同时，以数字科技企业为引领、融合各类场景化服务机构的行业联盟的形成，还有助于延展相关主体原有服务的覆盖半径，在纵向上实现对垂直领域的深耕和孵化，在横向上实现对业务形态的衍生和创新，最终塑造可以支撑一流企业蓬勃向上的完整生态。

如何衡量一家企业、特别是数字科技企业在构建“纵向协同能力”和“横向协同能力”上的表现呢？我们认为，在纵向协同方面，应关注以下三点：首先，该企业在主营领域是否已建成足够的“护城河”，即具有明显的资源门槛和技术壁垒，具备可随时调用的标准化工具应用，具备数据中台能力、用户运营能力、供应链能力等可支撑的能力模块，以及在供应链中具有强势的谈判能力；其次，该企业在主营领域的行业共建效果如何，即是否能保证合作机构的能动性、创造性，从而提升对终端市场的个性化服务能力，以及能否在共建关系中沉淀C端用户数据洞察；再次，该企业在主营领域营造的生态系统是否具有自生长能力，包括合作机构能否提供多样化、差异化的产品供给，C端用户对这一多样化和差异化的敏感程度，以及二者之间能否存在顺畅的正反馈机制，从而形成“不均衡的双边市场”，保证数字科技能够持续居间扮演“连接器”和“工具箱”角色，实现自身成长与行业中长期价值创造的双赢。

同样，在评判横向协同能力方面，也应关注三点：首先，该企业能否在横向扩张过程中复用已有能力，包括可作为工具性抓手的成熟产品、可用于跨场景和跨行业输出的能力模块，以及从第三方获取尚不具备的资源和能力支持；其次，该企业意向拓展的新业务能否与原主营领域产生“协同效应”，比如为原有客群延伸应用场景、提供附加价值、具有强社交关系或通过市场反馈反哺能力提升；再次，相关新业务是否符合行业代际变迁趋势，具有向上发展的更大市场空间，包括是否尚未形成充分垄断、能够吸引更多市场主体进入等等。如果企业在横向扩展的问题上认识不清、能力不足，则极有可能在市场的短期调整和周期性变动中分散资源、淡化主业，丧失提前布局真正“蓝海”的前瞻性机会，最终与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美好愿景失之交臂；反之，以强化自身的数字科技能力为主轴，在做好垂直领域服务基础上，为用户的更多衍生场景输出平台化服务，助力更多行业实现线上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则具备成为一家伟大企业的更大潜能。

图3：数字科技企业蝶变路径示意

资料来源：京东数科研究院整理

应当看到，在中国经济结构深刻调整、“三大攻坚战”加速冲击的宏观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正在为中国科技企业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无论是经济增长由外需为主向内需驱动转变，还是产业结构由制造业主导转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并重，抑或是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向创新驱动演进、制造业结构由低附加值传统产业为主转向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转变，都离不开数字科技的巨大驱力；基于互联网的平台经济作为新兴产业组织形式，正在为服务业规模化发展和服务业、制造业融合提供活力；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数字科技应用下沉至产业供给，更在推进传统和新兴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发挥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种种积极因素相互交织，为数字科技企业立足长远、穿越代际不断积蓄有利条件。

放眼未来，中国正在成为构建全球新一轮数字化革命的中坚力量。抓紧数字化转型的全新历史机遇，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良好发展态势从金融、零售、消费等传统领域向农牧、制造业等存量市场加速渗透，有助于建立开放共享、协同创新的发展环境，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这一过程中，“争创世界一流企业”绝不仅是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使命担当，也应成为中国数字科技头部机构和成长型企业的宏伟目标，并引导和带动更多主体找准定位、树立标杆、捕捉机遇、善用资源，为合力推动各行各业提质增效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