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为什么需要这部影片？为何没以杨根思或冰雕连为核心？ 主创详解《长津湖》六大疑问
“每隔五十年，就是人们合上历史教科书准备遗忘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电影来防止我们遗忘一些事情。”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田卉群引用一位导演的话来说明《长津湖》正是当下中国最需要的电影。
由中宣部电影局主抓，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组织创作、大力扶持、联合摄制，北京市电影局立项审查，北京博纳影业集团、八一电影制片厂领衔出品的电影《长津湖》，于9月30日公映，创造了众多电影纪录。
《长津湖》的制作规模、投资规模、拍摄时间跨度、动用的演职人员数量都创下了中国影史之最。超大规模的服装道具军事装备准备，超百公里的战役战术设计，堪称是中国电影影史上前期人员最多的一次，达到了7000多人，加上后期，参与电影的人次达到了1.2万。
北京青年报推出两个版的专题报道，来讲述今日之中国为何要拍《长津湖》。
剧本创作
写了五年时间，编剧兰晓龙都做了哪些？
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电影《长津湖》的出品和总制片人于冬表示，博纳影业最早是在2019年7月份接到了国家电影局关于拍摄抗美援朝题材的任务，就在全体主创筹备了9个月准备开拍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电影拍摄被迫中断，“当时有将近两千人滞留在丹东，其中包括大量的外籍演员，不但不能离开，还要面临签证过期的问题”。
之后，经过北京市电影局和中宣部电影局的研究决定，影片拍摄延期，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剧组上下把大量的时间精力都花在打磨剧本上，“目前影片的完成度如此之高，跟那段时间的筹备有着很大的关系”。
尽管是2019年决定拍摄《长津湖》，但编剧兰晓龙创作《长津湖》的剧本却时间更早，他用5年时间写完了13万字的《长津湖》最初剧本。兰晓龙曾创作过《我的团长我的团》《士兵突击》《生死线》等经典军旅影视作品，很多网友将其视为军旅作品的质量保证——“你永远可以相信兰晓龙”。看过兰晓龙作品的观众都知道，兰晓龙作品中总会提及一个特别的连队：钢七连。此番《长津湖》的故事，将“钢七连”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以连长伍千里为代表的七连战士，在片中逐一报出自己的姓名和编号时，彰显出的英雄精神传承与七连“打不垮更打不死”的战魂，令无数观众动容。
对于和兰晓龙合作，于冬表示，《长津湖》不仅要勾勒宏观历史，更重要的是要塑造艺术形象。在这种千头万绪又宏大又庞杂的历史面前，兰晓龙显然是最为适合的编剧。13万字的剧本精修后还有6万字，又经过反复打磨，“最终，这些人物形象是感人的，是能够让电影立起来的”。
剧情释疑
为什么没以杨根思或以
冰雕连的故事为核心？
长津湖战役中，杨根思、冰雕连等“至死不退”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而《长津湖》为何没有以他们的故事为核心进行创作？于冬表示，《长津湖》不是拍一个战斗故事，不是拍一个战斗英雄。“长津湖战役是具有史诗感的一个战役，从这个战役如何布局、两军对垒到最后交锋的过程，需要一个宏大的视角来展现，而不是从某一个人来说。所以用了七连作为故事线，将这个连队的艺术形象和历史人物、真实事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杨根思、冰雕连是战争的一部分，也是电影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
黄建新介绍说，《上甘岭》等电影拍的是朝鲜战场上的西线作战，很多人对东线作战了解得比较少。“像‘冰雕连’的故事，我是在上世纪90年代才知道，原来东线那么艰苦。面临着历史上几十年不遇的寒冷天气，我们的战士们连厚棉衣都没有，而且白天敌机轰炸不得不隐藏起来，晚上才出来打仗，加上通讯设备不足，又没有坦克，没有重武器，也没有飞机。但是美军全是‘佩刀’（F-86战斗机）、‘黑寡妇’（P-61战斗机），B26、B29轰炸机等等，志愿军面临着武器强盛于自己无数倍的兵力。那个时候就觉得真是难以置信，但又的确是事实。当了解到我们牺牲了那么多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残酷而又伟大的转折，后来，有了互联网之后，可以看到更多影像资料，了解得越多，就会越有一种冲动，如果有一天可以拍它的时候，那会是一部特别有意义的电影。”
黄建新表示，片中的七连是虚构的，“如果太过写实，是很难写下去的，所以七连是虚构的，在背景设置上参考了许多方面”。杨根思和“冰雕连”虽然不是影片中的重点叙事对象，但他们的精神都在影片中体现，组合起来才是《长津湖》。
拍摄团队
不是“拼盘电影”，为什么要用三位导演拍摄？
于冬透露，在决定拍摄《长津湖》后，他一直在考虑由谁去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中国任何一个导演单独拍，都难度巨大。它的格局、它的题材、它的故事要求它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在冬天拍完，所以需要有更好的团队、更好的制作班底、更多时间的准备。前期刘伟强导演开始筹备，中间因为疫情停下；后来有徐克导演、陈凯歌导演重组，我们又重新整理剧本，最后林超贤导演加入。整个过程都是机缘的组合，到了这个时间点了，这些人就出现，这个机会就来了。”
于冬和黄建新都表示，《长津湖》虽然是三位导演联手，但它不是“拼盘电影”。黄建新解释说：“第一，《长津湖》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不是一时兴起的剧本。《长津湖》是一个有着完整走向的电影，片中创造了一个连队的集体形象，也创造了两个主角——千里、万里两兄弟。同时我们也写了领袖的儿子，一个领袖的孩子，一个平民百姓的儿子，都为了国家冲锋在前，它是一种精神上的通达，非常完整，‘拼盘’的前提根本就不成立。”
第二个原因，则是影片拍摄难度。像《大决战》也有导演组，是很多导演参与的，黄建新说，“那样规模的战争电影，只有一个导演拍，至少得拍4年，所以《长津湖》有三个导演大家一起执导是很正常的事情”。
于冬表示三位导演各有所长：“陈凯歌导演有非常宏观的历史维度，知识储备是最强的；徐克导演擅长现代电影的技术、特效和对整个商业片的把握；林超贤导演是这些年中国拍战争片和动作戏最好的导演。我请陈凯歌导演来把握整体电影的基调跟主题；徐克导演注重他擅长的商业电影的表达、对美学的追求；林超贤导演注重拍动作戏跟战争戏，以及对细节的把握——这三个人往这儿一放，化学作用非常强。”
导演分工
三位导演如何协作，意见不一致怎么办？
于冬介绍说三位导演分三组同时进行，“说是三组，实际上三位导演背后还有A组B组C组，大大小小加起来有16个组在跟着导演同时推进。”
说到三位导演的具体分工，于冬透露：“陈凯歌导演负责拍摄志愿军入朝鲜的部分，那几场戏的时代特征、时代气息，人物性格的确立，陈导都把握得非常完美；徐克导演主要注重影片故事的完整性和生动的细节展示部分；林超贤导演更注重惊险刺激的战斗场面，以及在动作设计当中完成人物性格和情感的塑造。三位导演分工明确，且各有侧重，再加上黄建新导演作为总监制来协调三个大组之间的人员、道具、服装以及军事装备的调配，这个过程中，摄制组里的人加起来超过了7000人，如果把三个组并行叠加的时间拉平来算的话，前前后后至少需要400多天。”
作为总监制，黄建新的工作是进行统领。当被问及三位导演是否在拍摄过程中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黄建新表示，三位导演之间的衔接，不是他一个人的事，而是有巨大的体系保证导演之间的衔接。“导演们主要的精力还是在人物创作上，其他的细节都通过协调来完成衔接，若有了大的问题，跟戏剧有冲突了，才会请导演开会来商量。或者我挨组去跑，跟这个导演开完了跟那个开，拿出一个结论之后再去协商。大家服从于一个结构，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中国电影进步了，就是因为这样的结构。”
黄建新称赞三位导演都特别投入，“都表现了自己的特点，包括陈凯歌导演的那种诗意的表达、对人物特别细微的刻画以及微妙的情感，徐克导演那种视觉的彰显和极棒的节奏感，和林超贤导演那种硬仗的感觉以及强烈的刺激。”
角色选择
千里、万里两兄弟为何选吴京和易烊千玺？
影片中千里、万里有象征的意义，两兄弟远赴千万里，在异国他乡并肩作战，万里从一个完全不会打枪的农村孩子，到最后成长为一个战斗英雄。
为何选择吴京和易烊千玺主演两兄弟，于冬说他看到剧本时就条件反射性想到了吴京跟易烊千玺，“这两个角色就像是为他们写的一样。我在看了《少年的你》之后，觉得弟弟万里这个形象就是易烊千玺。五年前，兰晓龙写千里、万里的时候，易烊千玺还没上中戏，但好像就有这样一个角色在不远处等着他。”
吴京当时正好是腿伤最严重的时候，正在康复期，如果再去拍戏再受伤，他这个膝盖就废了。于冬回忆说：“我第一次见他时他拄着拐，拿着刚刚从北医三院拍的片子来辞演。经过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的深谈，他还是说：‘我演不了！’我当时说：‘你不用现在回答我，先看本子。’他拿走了剧本。看完之后，他主动来找我，说：‘还算数么？’我说：‘我在等你！’他说：‘我演！’于是就有了这两兄弟。”
创作难题
拍摄时都经历了哪些困难？
提及《长津湖》拍摄的艰难，于冬以“千难万难、千险万险”来形容。
于冬介绍说，影片开始拍摄时，处在疫情刚刚稳定的阶段，大家对电影市场免不了有些担心。“我们每一个镜头，每一场戏都是要砸钱的，因为这场战役的每一场戏，几乎都需要调动千人以上的拍摄团队及群众演员。做这个电影最难的是，要克服这些困难，更不要说大量的服装道具准备、大量的战役战术设计，仅仅是服装道具，就有非常多的变化。从入朝到在最寒冷的风雪当中战斗，化妆服装的风格要统一、连贯。还有大量的装备、道具，这些的筹备实际上工作量是非常大的。举个例子——坦克，我们造的坦克道具是能跑起来的，坦克在拍‘仁川登陆’时是全新的，但后面要砸烂，一个协调不好，拍摄顺序一错，坦克就没了。”
因为所有戏都要在冬天完成，所以几乎是三个导演同时开机，前后最多相差一个月，这种平行拍摄，会有大量的统筹工作，监制黄建新起到了关键作用。
黄建新表示，拍摄受疫情影响很大。“我们成立了一个疫情防疫小组，光徐导组就有17个人。三天做一次核酸，你算一下，7000人三天做一次，要做多少次？我今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做了五十几次核酸，就是为了拍这个戏。我们外籍演员数量很大，有一些从国外回来不久，大家要怎么样控制疫情，绝对保证安全这件事，就变成一个巨大的事情，有时候要更大的场面的时候来不了，把我急的，马上调整计划，每一天都在变。”
除了疫情，剧组还要承受成本压力。“比方说我们要做80个坦克，一个坦克上百万，咱们没有现成的美式坦克道具，都是苏式坦克，因此都得重做。国内能够开得动的就几辆，这个坦克还要每一次从两个组、三个组来回地调，用大吊车吊坦克，这儿拍完了拉到那儿。拍摄《长津湖》完全超出了我的经验范畴，我说凯歌这事怎么办，他说咱们想办法协调。这么庞大的一个组，一调整计划就造成很多一系列问题，我们都是努着劲往前走，没有协作是完不成这个电影的。”
此外就是进度的考验，黄建新说：“因为这个戏的难度太大，根本拍不快，动不动就是几百人、上千人，有的时候算上工作人员有六七千个人在现场工作，而且有大量的夜景，难度非常大。还有特效的合成等等，这一系列都超出拍电影的常规范围，遇到了很多挑战。我们有几十家特效公司，几乎同时差不多有40家特效公司来参与。因为没有一家公司能打包票完成，包括全球很大的特技公司以及中国一些新晋的特技公司、很有创意的年轻人也都来集体参与。”
《长津湖》是中国电影史上庞大的工程，于冬表示，这是一个庞大的摄制组，在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准推向新高地的背景下，在创作上、影片制作规模上都创造了先例。
在经历了电影生涯的再一次考验后，黄建新认为一切的磨难都值得，“《长津湖》会让你热血沸腾，更爱这个国家”。 本版文/本报记者 肖扬 统筹/满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