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从长期大势把握当前形势 统筹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着眼于“十四五”时期和中长期发展大势，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面临的机遇挑战，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以及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的战略对策，并就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具体要求。这是从长期大势把握当前形势、兼顾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的总体部署，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从长期大势把握当前形势，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关口，面对“十四五”时期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我们既要看到短期经济运行面临的风险挑战，更要看到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唯有从长期大势把握当前形势，才能不为短期变化所左右，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从长期大势把握当前形势，要求我们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当前的困难、风险、挑战，增强发展信心，巩固我国经济稳定转好的基本趋势。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扩散蔓延，疫情长尾特征更趋明显，主要经济体衰退程度超出预期，外部需求大幅萎缩，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加之美国对我国的战略围堵和打压，我国发展面临多年来少有的复杂局面。从国内看，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有序推进，经济下滑态势在较短时间得到扭转，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经济运行呈现稳定转好态势，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与此同时，经济恢复还不平衡，生产恢复快于需求，工业恢复快于服务业，投资恢复快于消费，大企业恢复快于中小企业，金融业与实体经济恢复不平衡，就业和中小企业仍面临较多困难，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仍面临较大压力。

从中长期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加快重构全球创新版图。我国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在一些领域实现“并跑”“领跑”，跻身国际科技发展前沿更加具备条件。全球力量对比继续“东升西降”，我国拓展资源配置和发展空间的条件更为有利。更要看到，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从需求看，我国拥有包括4亿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升级的商品需求和日益多元化的服务需求将持续释放，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将加速扩大，巨大的内需潜力将转化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供给看，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疫情催生数字经济异军突起，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快提高，必将在满足消费结构升级中增强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从长期大势把握当前形势，要求我们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改革开放后，我国利用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通过产业不断升级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逐步成长为“世界工厂”。在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市场萎缩、保护主义上升的背景下，从被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转向主动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的大战略，是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重大战略调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和优势，利用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以及回旋空间大的特点，把发展的立足点更多放到国内，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好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是要将我国市场规模和生产体系优势，转化为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这就要求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挖掘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发挥巨量生产要素优势，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提高国内大循环效率；发挥海量创新资源优势，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发挥对外贸易大国优势，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促进内外市场和规则对接，创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供应链生态，形成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总之，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我国需求结构升级和供给能力提升，推动供需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均衡，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兼顾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为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巨大冲击，我国全力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及时出台一揽子扩大内需、帮扶企业、稳定就业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增加1万亿元财政赤字规模，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新增1.6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并推动金融系统向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这对稳定经济基本盘形成强大支撑。但也要看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往往面临短期政策刺激和中长期效应的两难选择，政策实施不仅要看短期效果，更要关注中长期政策效应。这就要求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需要把握好当前经济周期和中长期发展衔接，为未来留下政策空间。针对当前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的背景，加大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力度是必要的，但同时要区分疫情冲击带来的短期问题和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既要针对疫情冲击带来的短期问题，也要考虑为解决中长期结构性问题留有余地，这就要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协调机制，统筹兼顾短期逆周期调节与中长期发展，为应对未来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留足政策空间。与此同时，疫情对企业和家庭等会产生长期影响，微观主体的行为模式和需求结构调整，有可能带来不同以往的长期结构性变化，也要求逆周期调节适应中长期结构性变化，降低短期政策的中后期负面效应，增强经济恢复和增长的可持续性。

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要求把握好短期刺激政策与中长期防风险的平衡点，不为以后留下隐患。风险暴露往往具有滞后性。新增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大幅提升，会推动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造成风险积累并增大中后期的风险释放压力。大量新增流动性也可能流入房市、股市，刺激资产价格上升，并可能扩大收入差距。从当前看，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并没有对金融领域造成太大影响，金融业产值和利润保持合理增长，但我们在制定政策时要未雨绸缪，增强底线思维，为后期的风险释放预留空间。随着经济逐步回升转好，宏观政策要把握好节奏和力度，财政政策要更加注重实效，注重资金使用的质量和效益；货币政策要更加精准导向，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努力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三、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巩固经济回升转好势头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守住“保”的底线，拓展“稳”的局面，巩固经济回升转好势头。

确保宏观政策落地见效。确保已出台的减税降费、减租降息和融资支持等政策落到实处，增强市场主体的获得感。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通过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等手段，为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等提供资金支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拉动投资、扩大内需的作用，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资金，优化新增专项债券资金投向，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过政府投入引导社会资本扩大投资，在新基建、老旧小区改造等领域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释放投资潜能。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满足实体经济需要。优化信贷投放结构，重点支持制造业和中小微企业。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引导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增加中小微企业融资可获得性。深化金融科技应用，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的能力和效率。与此同时，要加强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形成集成效应。

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扩大内需既是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实现经济回升转好的战略举措，也是我国中长期发展的战略基点。当前，居民部门与企业部门的储蓄水平都有提升，如何引导居民扩大消费，引导企业扩大投资，特别是扩大民营企业和制造业投资，应是扩大内需的重点。通过扩大失业保险和低保保障范围，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和消费刺激措施，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并加快餐饮、商场、文旅等生活服务业复业复市，推动消费回升。通过政府投入引导社会资本扩大投资，恢复市场主体的投资信心，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守住保企业、稳就业的底线。保企业，就是保社会生产力，为中长期发展积蓄力量。保企业重点是保中小微企业，确保已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降低工商电价政策、减免房租政策足额落地，运用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帮扶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保企业根本在于深化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保住了企业，稳就业就有更大空间。要做好应届大学生、农民工和困难群体等重点人群的就业帮扶，通过直达基层的财政政策工具，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特别是要稳定城镇常住农民工就业，支持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

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受疫情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调整，区域化近岸化特征更趋明显，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更为紧迫。要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产业链根植性，实施好《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进一步放宽外资的准入限制，更好保护外资合法权益，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增大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下决心推动短板产品国产替代，拓展国内供应商，培育可替代的供应链。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加快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改造传统生产工艺，提升制造业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以强大国内市场为支撑，创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供应链形态，提高供应链的安全性与可控性。在补短板的同时，还要注重锻长板。疫情催生了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产业生态，应顺势而为，发挥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先行优势，占领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制高点。这不仅将创造大量投资机会，有效扩大国内需求，还将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为经济发展培育新优势、注入新动能。

更加注重依靠改革激发市场潜能。越是面对困难挑战，越要深化改革开放，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充分利用疫情倒逼改革的“机会窗口”，推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解决深层次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落后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出清，使沉淀的生产要素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领域。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营造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产权的市场环境，激发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建立健全竞争政策实施机制。推行国内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按照“非禁即入”原则和“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促进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以外的领域，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指导意见，深化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建立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深化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制度改革，加快培育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通过深化改革消除资源配置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